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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是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Bank，也譯作格萊珉銀行)的創始人。1974年孟加拉國發生嚴重的饑荒，尤努斯在鄉村調查中，驚訝地看到貧窮農婦蘇菲亞，每天借5塔卡(相當于22美分)的高利貸，購竹制凳為生，還貸付息后每日僅2美分收入，陷入難以擺脫的極貧陷阱。尤努斯把27美元借給了42位貧困的村民，幫助他們免受高利貸盤剝。他亦在深思，如何解決融資難并扭轉貧困。
    1979年尤努斯在國有銀行體系內創立了格萊珉分行，為貧困的孟加拉婦女提供小額貸款業務。1983年10月2日格萊珉銀行獨立運營，開創了“格萊珉模式”的小額融資。如今“格萊珉銀行”已是孟加拉國最大的農村銀行，被稱為窮人自己的銀行，有650萬借款者，為7萬多個村莊提供信貸服務。每一位借貸者都擁有銀行一份不可轉讓的股份，占據這家銀行92%的股份。格萊珉銀行償債率高達98%，足以讓商業銀行同行感到嫉妒。尤努斯因此獲得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并引起全球金融業的強烈反響。
    聯合國于2005年提出了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nce）理念。強調每個人都應擁有并實際獲得金融服務的權利，有機會參與經濟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構建和諧社會。金融機構要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等弱勢群體更要成為重點服務對象。這為金融業發展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新目標和新要求。其實回溯世界金融發展史，總體是朝著解決金融之普（融資難）和解決金融之惠（融資貴）方向發展，但也經歷了創新、禁錮、突破、發展的跌宕起伏。
    借貸誕生,為何被賦予原罪
    金融基本功能是借貸，先有借貸，后有銀行。從公元前5000年開始的新時期時代，人類實現從游牧到定居的轉變，人類通過農業和畜牧業來生產食物，城市及專業分工出現，生產水平和私有制發展。近代在巴比倫和亞述出土了楔形文字的泥板，記載了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1600年間的借貸活動，通常是糧食、畜力和金錢借貸。泥板合同有借貸金額和利率水平，有借貸雙方及見證擔保人簽章。對于貧苦農民因災受損有時也減免利息。在埃及，直到公元前9世紀才出現有息貸款。
    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講到，雅典在公元前6世紀前后，出現了以土地抵押貸款。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有一名帕新（Pythius）的銀行家，他的業務還延伸到亞洲地區。早期的信貸業務主要服務于國王貴族和有錢人，有時銀行也貸款給當地農民或市民，但需要土地或貴金屬等抵押或擔保，需要承擔較高利息及違約懲罰。融資雖不易但初步改變了無融資窘況。金融創新隨之發展，貸款、存款、匯款、貨幣兌換、驗證等業務一并開展。一定程度推動了經濟和科技發展。在現存的古巴比倫時期（公元前1800~1600年）的數學教科書中，有許多研究是關于如何求解利息的增加。科學史學家奧托•鈕介堡（OttoNeugebauer）研究了柏林博物館的巴比倫時代的一個匾額上的文字，它提出如果一單位白銀以每五年翻一番的方式長期投資，經過多少時間其價值變成原來的64倍。這相當于20%的利率，每五年計算一次復利。
    融資難問題尚未解決，融資貴問題又凸顯了。貸款與風險是相伴而生的，為商業牟利及彌補風險出現了高利貸，為了社會穩定出臺了法律。頒布于公元前1792年至1750年的《漢謨拉比法典》（TheCodeofHammurabi）中就有借貸法令。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信貸法、合同法和利率管理法，規范了從貸款發放、還貸方式、擔保模式、債權債務管理過程。法典規定，所有貸款活動都須有書面合同，并有官方蓋章。貸款交易“貨幣”一般為谷物或白銀。跟早期蘇美爾習俗一樣，法典制定的谷物貸款利率上限高于銀子貸款，谷物貸款年利率最高為33.3%，白銀貸款年利率為20%。到了1200年后的大約公元前600年，谷物貸款的利率上限才降低到與銀子貸款相同的水平。法典第48條和第52條規定，在遭遇旱災或水災的年份，農民沒有義務歸還本金或利息。如果他們沒有大麥或白銀，可以繳納自己的其他農產品抵債，也可以用谷物歸還白銀貸款。法典第113條禁止放貸者強取借貸者的大麥抵債，否則會被責令退回大麥，并取消債務。法典中暗含著當時貨幣從白銀、大麥到其他谷物的優劣遞減狀況。
    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限制“融資貴”文件。法典第71條規定，放貸者若收取超過規定的利率，債權將取消。法典明確了債權債務管理，土地和其他物品可以作為償債抵押，借債人和其妻妾、子女、奴隸也可以作為抵押品，無力還債要充作奴隸，不過時間限制三年。法典的89至91條對高利貸進行了限制。法典第116條禁止放貸者虐待及致死其債務奴隸。據對公元前450年羅馬《十二銅表法》研究，當時最高利息是年息12%，或是本金的十二分之一。公元前443年規定利率不得超過8.3%；公元前88年，最高利率又提高到12%。在羅馬帝國（公元前27年至395年）時代，利率沒有法定限制，民間利率一般為4%~12%。公元前376年，羅馬平民保民官李錫尼頒布了《李錫尼法》，規定可以免除無力償債人的借款人的利息，本金可以延緩三年還清，但該借款人要受到債主懲罰，如囚禁、出賣，甚至處死。公元前326年的《波提利阿法》則廢除了上述死刑。
    法律并不能解決社會的貧富分化,融資貴不幸成為社會不滿的替罪羊。哲學家們認為只要取消有息貸款就能重回過去的黃金時代。公元前6世紀的柏拉圖從哲學和道德層面對有息貸款進行譴責。亞里士多德鄙視貿易和手工業，憎恨放貸收息，措辭嚴厲地批評收取利息的行為。
    借貸禁錮，倒洗澡水倒出了孩子
    猶太人的祖先古希伯來人一貫憎恨古巴比倫、古希臘和埃及放貸收息的做法。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伯來游牧部落定居迦南，勞動生產率提高，階級和財富分化，加之戰爭波及，一些貧窮的古希伯來人淪為債務奴隸。因無力還債，債權人可要求借債人以期限六年的勞役償債。教會為避免社會分裂，反對借貸收息，希望回歸生活簡樸的摩西社會。
    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形成的《舊約•出谷記》說：“如果你借錢給我的一個百姓，即你中間的一個窮人，你對他不可像放債的人，向他取利。”
    反對高利貸一直處于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基督教在末日審判的描述中對高利貸者極盡詛咒，用地獄、魔鬼的懲罰，用對死后世界的恐懼，讓人們對金錢望而卻步，用懺悔來抑制欲望的萌生。高利貸被認為是一切社會邪惡的起因。
    哲學家與神學家罕見地攜手聲討高利貸（利息），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公元325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禁止神職人員的高利貸。5世紀羅馬教皇利奧一世全面實行對神職人員的高利貸禁令，其從事高利貸將被開除教籍。基督教成為政教合一的國教后，金融更被暴力踐踏。公元6世紀拜占庭帝國頒布信貸法律禁止高利貸。公元789年法國加洛林王朝國王“矮子”丕平和他的宮相查理•馬特也頒布了世俗信貸禁令。公元800年神圣羅馬帝國查里曼大帝時代，將信貸禁令擴展到世俗社會。之后法蘭克國王艾克斯拉沙佩勒宣布《普遍訓誡》，對在俗教徒發布信貸禁令，禁止世俗社會有息信貸成為政治正確，高壓措施變本加厲。1179年天主教會宣布不允許為高利貸者安排宗教葬禮。1311年教皇克雷芒五世宣布放貸收息是異教行為，廢除所有允許利息的法規。14世紀法國國王飛利浦詔令，“譴責和禁止一切形式的高利貸”。1564年、1565年和1567年法國出臺大量高利貸禁令，并鼓勵人們告發：不論高利貸者的身份、資格、條件如何，不論經商與否，不論是男是女，凡被發現放高利貸者一概罰款100斤銀，將其視同瘟疫患者而消滅殆盡。此后禁令加強處罰，對于屢教不改者，除了永遠開除教籍之外，又加上罰款和沒收財產。16世紀還有拒絕高利貸者參加圣事，參加基督教葬禮的做法。1579年的布盧瓦詔令禁止任何有息貸款，違者首次將處以當眾認罪，開除教籍以及判刑。這項條款一直持續到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
    借貸松綁，解鈴還須系鈴人
    數千年宗教文化對金融的道德聲討，文學和情感的渲染永遠比價值分析和事實判斷更擁有人心。但丁在著名的《神曲》中尖刻地挖苦高利貸者：“脖子上掛著錢袋子，裝飾著五顏六色的掛件，滿眼都是饑餓。”莎士比亞是高利貸者的兒子，生活閱歷使其描寫更加生動。《威尼斯商人》中貪婪吝嗇的猶太商人夏洛克，在借款人安東尼奧無法還貸時，讓其按約定給割下自身一磅肉。伊斯蘭教《古蘭經》里明確“真主準許買賣，但禁止利息”。高利貸者將永受地獄之火的煎熬，至今伊斯蘭金融不能計付利息。中國的傳統儒家提倡重農抑商，重本抑末，高利貸亦被視作負面事物。
    高利貸成為金融業始終擺脫不開的道德符號，貸款被視為欺詐貪婪的不道德行為，借款人犯下了沉湎享受的罪惡。
    漫長的金融禁錮，追求“惠”的極致，導致了匱乏的均等和貧困的普及。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僵化思維及行為,導致金融極度抑制，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通道徹底堵塞。歐洲邁入了數百年的黑暗期，加之戰爭導致歐洲商路隔絕，以及黑死疾病疊加因素,歐洲經濟凋零，發展遲滯，淪為自給自足的封建農莊經濟，遏制了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傳統的宗教政治結構終究受到貨幣經濟的力量挑戰，宗教神學在現實面前開始妥協了。第一個破壁者是13世紀意大利的神學家圣托馬斯•阿奎那，他從貿易市場切入對高利貸加以分析，認為出現壞賬貸款人應得到利息補償。此后是佛羅倫斯的大主教圣安東尼，他為佛羅倫薩成為歐洲銀行業中心而辯解。一個世紀后薩拉曼卡的教士們也大膽地向禁止有息貸款的禁令提出挑戰。一些學者也將銀行家與高利貸者區分開來，認為銀行發展經濟而收取利息是本分，給貸款人以道德撫慰和學術支持。
    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是以1517年馬丁•路德(1483~1546年)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抨擊羅馬教皇出售贖罪券而發端的，很快遍及歐洲各國。在代表時代方向的新興經濟力量面前，束縛有息信貸的宗教神學禁錮被沖破了。真正為高利貸正名的是新教領袖加爾文(1509~1564年)，他重新詮釋《圣經》，聲稱圣經并不禁止高利貸，應寬容地對待利息和高利貸。在高利貸問題上，他認為要區分可容忍的和不可容忍的。加爾文的經濟思想更充分地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新教徒的主體是新興的城市工商業者、銀行家等新興資產階層群體，有息信貸合乎其利益。從而借貸被視為創業精神的標志，施舍被貶低為寄生蟲式生活。
    此后從瑞士到尼德蘭，再到英格蘭，各新教國家紛紛奉行有息貸款合法化政策。歐洲各國政府也先后以法令形式確立了利息的合法性。英王亨利八世脫離羅馬教會后，有息貸款在英格蘭被接受，1542年頒布了《反高利貸法案》，允許貸款合法收取10%的利息，1624年利率降為8%。從教會到信徒可以公開、合法地放貸，但限定利率。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里指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允許有息信貸，掃除融資障礙，有利于利潤資本化，從而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金融資本在財富創造過程中發揮了加速器作用，推動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飛速發展。世界歷史初露近代的曙光。
    扶貧之道，從宗教慈善到金融機構
    《圣經》說，“周濟貧窮的，不致缺乏；佯為不見的，必多受詛咒。”當時財富也積聚于教會與寺廟，當農戶遇到災荒時，寺廟與高利貸站在對立面，發揮借貸糧食或貨幣的救急作用。但慈善金融規模有限，受眾面很小,只能救急不救窮，勉強解決生存問題。常見的宗教慈善金融機構還有當鋪。
    1198年由意大利僧侶創辦的巴伐利亞•佛賴辛(BavariaFreising)典當機構，就屬于慈善金融性質，為窮人提供負擔得起的貸款。有些教會銀行對莊園主或農戶的借款，須抵押物如土地或土地收獲作為利息。如以抵押土地上以保證債務歸還，叫“活押”。如以抵押土地收入但不抵押土地，則叫“死押”。典當雖有宗教和慈善的性質，但與完全慈善機構相比，接受了典當融資應該是一個進步。
    13世紀中葉，教會從事慈善貸款比較普遍了。1361年，倫敦主教邁克爾就建立了具有官方色彩的公共典當行，這是英國最早的典當行。中世紀時期，英國典當業種類齊全，既有教會辦的公立典當行和官辦的公共典當行，也有民辦典當行。教會和官辦典當行費用低，有扶貧濟困的目的，對農民和城市手工業者具有吸引力。盡管中世紀的天主教竭力反對貸款收息，但似乎對1450年意大利佩魯賈的方濟修士網開一面。方濟開辦了稱為蒙特斯•彼達（montedepiete）的小微信貸機構，通過慈善金融和典當方式給予窮人無息或低息的小額信貸，以抑制當時盛行的高利貸利率。這類小微貸信貸機構后來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十分盛行。愛爾蘭也存在通過用善捐贈的財物向貧困農戶提供無抵押的零息小額貸款，用“共同監督”機制來保證貸款者每周分期還款。由于慈善或慈善金融資金來源多半靠饋贈、施舍等慈善收入，來源有限，粥少僧多，還款約束差，覆蓋面和持續性都較差。
    宗教與金融的聯系也是不分國界的。中國典當行歷史同樣悠久，至遲起源于南朝，早期亦由寺廟發起，距今已有1600余年的歷史。“先有典當，后有票號，再有錢莊”是對中國舊時代金融業發展過程的清晰描述。古代中國敦煌的廟宇也從事銀行借貸業務。法國學者童丕（EricTrombert)曾在《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一書中通過對公元八至十世紀中國敦煌借貸契約的詳盡研究，敦煌寺廟或都僧統司向佃農、農民或不富有的僧人發放貸款。莫高窟的出土資料中不論是嚴格的借貸契約，還是主掌財政金融的僧人記錄貸款的簿冊大都完整地反映了這類貸款的借貸性質、原因、時間、擔保方式、債權債務人等信息。
    金融受到嚴厲禁錮，但借貸需求并非高壓可以扼殺，有息貸款仍在地下頑強地運行，在狹縫中進行了千年的掙扎。其原因一是商業獲利動機，統治者及教會對借貸業準入課以重稅，讓業者認繳“贖罪券”以維系“罪惡”的職業；二是自身借貸需求。君王、貴族、教會對宗教禁令變通處理。因為之前靠戰爭掠奪財富、靠田產收租方式，無法滿足他們的奢侈生活需要,只能借錢解決需求。
    數千年來，金融創新在重重阻力下艱辛、曲折地成長，至十七世紀后期開始，人們對金融看法才比較客觀。回顧這段歷史，有眾多感悟：
    一是金融誕生由需求推動、供求關系始終是融資難和融資貴的決定性因素。融資難和融資貴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與金融供需兩端的總體變化密切相關。從歷史上來看，人類社會相當長的時間內都處于“短缺經濟”階段。物質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生產能力相當有限，人類為了基本生存需求而忙碌，貧富差距、暴政、戰爭、愚昧等落后現象普遍存在。金融背后體現的是社會總體生產生活水平，短缺的物質經濟必然帶來短缺的金融活動，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則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在世界歷史上一些經濟發達、貿易繁榮、人民生活水平較高的某些城市或區域，金融活動往往也是最活躍的。可以設想，即便歷史上西方的金融發展從未受到宗教的桎梏，金融的分工和功能演化也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中國的金融發展歷史便是例證。從這個意義上看，金融發展本身就是不斷滿足需求、應對“短缺”的過程，也是金融“普惠”的過程。
    二是金融功能的分工演化和價值認同之路漫長。以原始社會自發的分工和交換為開端，貨幣的出現使得社會分工得以擴大和發展，與之相伴的是生產力的發展和商品交換背后人類倫理的演變。以個人生存所必需的使用價值為基礎的交換活動，被以貨幣為介質的價值通約兌換激發出一種更加廣泛的價值符號的激勵。在社會視角下反映出一種全新的價值標準：從追逐物品到追逐貨幣，“錢”本身已經成為財富的象征。在此基礎上發掘出金融的資產轉化功能，調劑資金余缺、實現了從存款到貸款的轉化，使儲蓄轉化為投資，將社會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使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并通過借貸付息的價值手段激勵雙方。
    重大創新需要重大思想解放。人類社會在實踐中發現金融這一功能很早，但對金融的實踐和理論認知卻很晚。有息貸款客觀上加速了社會分化，對僅維持生計水平的原始社會的思維習俗、倫理道德及社會結構帶來巨大沖擊。從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從猶太教到基督教，都強調只有勞動+土地才能創造價值。直至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才就將勞動、資本和土地作為生產三要素。馬歇爾又將其擴充為勞動、資本、土地和組織（企業家才能），資本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開始為經濟學界普遍認同。從而對金融業資本籌集運用的作用開始得到正面評價。
    三是理論認知錯誤造成金融禁錮的后果。僵化的思維方式，非此即彼、二元對立哲學觀念，宗教行政化的制度，最終將金融借貸基本扼殺。這種思維方式并非中世紀的僧侶專屬。全球無論西方宗教還是東方儒學、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歷史上很少有人對高利貸正面評價。其根源在于融資貴，超越正常水平的高利率，不會被人們普遍接受。即便是比較合理的利率水平，亦難得到正面評價。蘇聯時代不承認商品經濟，漠視金融作用，銀行長期被認為不能創造價值，甚至其創造的GDP也不被計算，以致金融競爭力嚴重落后。至今許多人仍將實體經濟與服務經濟、與金融業對立起來。這與數千年來文化宗教的文化烙印密不可分。
    只有市場化方式才能最終解決融資難和融資貴。金融抑制必然導致融資難，融資難又加劇融資貴。資本匱乏、政局不穩、法制不健全都會導致利率高企。水可導不可堵，歷史上無數次的宗教禁令，嚴厲的處罰措施都無濟于事，用道德勸說來解決利率難題是無濟于事的。貧困人群同時存在著生存和發展需求。科學的商業化金融是解決發展權的唯一出路。金融業的充分競爭，有利于促進利率下行。從十八、十九世紀初起，社會開始關注金融普惠性問題，即金融如何面向大量的民眾（解決融資難），并提供盡可能低的成本（解決融資貴）。而互助合作理論和儲蓄銀行、合作銀行實踐拉開了世界早期的金融普惠帷幕。

（作者系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